在告別之後， 是否還能做些什麼？

《死亡大事》Thomas Lynch著　王聖棻、魏婉琪　譯、好讀　出版

我老爸是禮儀師，五個兄弟裡面有三個是禮儀師，市區附近有四家葬儀社掛著我家的姓氏，也就是我爸的姓；三個姊妹裡，有兩位在其中一家葬儀社負責生前契約和簿記工作。這是一個奇特的算式，像經營著某種家庭農場，一群人在自家四十畝地上記錄著人類的感情。我們以死亡為生，就像醫生以疾病為生，律師以犯罪為生，神職人員以人類對上帝的畏懼為生一樣。

我還記得父母參加隆冬年會的情景――他們回來時全身都曬傷了，腦袋裡裝滿各種想法，還有「工作夥伴」的八卦消息。我老爸堅持稱同業為「工作夥伴」，而非「競爭對手」，他說這樣可以讓我們聽起來像醫生或律師，像某種專業人員，那種你有麻煩就可以在大半夜打電話求助的人，那種逐漸將職業與內在合而為一、從裡到外都是工作的人。提到我們這行，就得說說我們是什麼人，做的是什麼事。我們總是和死亡、臨終、哀痛、死別這些字眼脫不了干係。某些聽起來很強大的名詞如生命、自由、追尋什麼什麼，嗯，你明白的，而我們就是這些名詞的要害――我們做的是告別、永訣和瞻仰遺容的生意。我爸會跟他最信任的朋友開玩笑說：「我們是打垮你的最後一擊」；他會戲稱，喪禮上送的那些火柴盒、塑膠梳子和輕便型雨帽等廉價贈品是「尊榮服務」。

老爸最愛引述格萊斯頓（註一）的話。格萊斯頓曾在文章中曾經提到，他可以從一群人照料死者的方式，以數學方式精確算出這群人尊不尊重土地法。這聽起來活像新世紀共和黨員會說的話，但他其實是維多利亞時代一個偉大的自由黨人。當然了，格萊斯頓的影響長達一個世紀，他所在年代是喪禮需要公開舉行、「性」依然私密隱晦的英國。那時的英國人為了大英博物 館的館藏，在全世界各地大肆掠奪異教徒的墓藏；而在一般人口中，他們可是「客客氣氣」幹著這些強盜勾當。我想，我爸就是在這些隆冬年會上認識了格萊斯頓的名字，後來我也不斷思索格萊斯頓和我爸他們所說的，到底是對是錯。